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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座张小敬们誓死守护的城市,后来怎么样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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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春洲】

  最近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看得人揪心!靖安司被焚,崔器战死,张小敬被全城通缉,太子党与右相党直接交锋,发明“大案牍术”的徐宾在经历了一波死去活来之后貌似也下线了……虽然笃定不退,但张小敬们誓死守护的长安已然滑到了危险的边缘。

  在历史上,这座当时世界文明进程中规模最大的城市,也曾经历过许多危机。历经盛世,它有过“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的富庶,而终在中晚唐时期的战火中饱经摧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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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讨人嫌的元载、林九郎住在哪儿?

  据史学家研究,今天的西安城大抵有27处唐代遗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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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安城区唐代遗址平面分布图,图自何岁利《唐长安城考古笔记》

  光看考古图大概很难想象昔日的盛况,所幸电视剧为我们尽可能地做了还原:

  东市属张小敬所辖万年县,多为官宦住所,消费档次高,生活气息十足;

  西市聚集了西域胡商,在这里不仅有胡姬美酒,还有大量经营宝石生意的商铺,胡人的聚居地也在西市周边诸坊中;

  李必的靖安司位于光德坊,临近京兆府和西市,住宅不多但地段不赖;

  林九郎所居的平康坊则是个烟花之地,驻京官吏、新科进士、豪门富户多在次流恋,在这儿多的是才子题诗、佳人回眸……

  俯瞰一下,长安城由宫城、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,纵横交错的街道、经纬分明的格局展现着唐帝国的气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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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唐长安图》,图自刘庆柱《地下长安》

  “百千家似围棋局,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中国古代宫城布局乃至城市设计均是统治者获取、维系政权的手段与工具,通过坊里制度的建立、宫城政治空间的转换来宣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,彰显国家权力的象征作用。可以说,是“权力”创造了长安宫城格局,是“制度”安排了长安的城市空间。

  从整体来看,长安城以皇城正南朱雀门为起点,南北大街即朱雀大街为中轴线,东西两市为核心,左右对称地分成规则的110个以坊(里)为名的居住单元。皇城在北,为长安之根本。达官显贵为了靠近政治中心,便将宅第选在了靠近皇城的东北部各坊中。长安城西部为经济中心西市所在地,商贾云集,富人聚集。而长安城南最为偏远寂寥,人口稀少。所以,整座城市大致呈现“东贵西富,南虚北实”的格局。 ?

  著名宰相杜佑的宅第在安仁坊。安仁坊位于朱雀街东第一街从北往南第三排,正应了唐人的俚语“城南韦杜,去天尺五”之说。

  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对居住在安仁里的人物进行了补充说明:“前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宅、太子宾客、燕国公于宅、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宅、太保致仕、岐国公杜佑宅”。可见这里果真是甲第并列,京城美之的豪门聚集地。

  长安的权力场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官僚、贵族之家。居住在此,体现出的是个体乃至其家族的政治地位。对于平凡士族而言,这里也是结识权贵、实现政治诉求的一个场域。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,元载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,城府极深而又渴望抓住一切攀龙附凤的机会。他的存在折射出了当时底层士人的一种面相,他对于自身“上行流动”的追求也可视作科举时代的一个注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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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的元载婢女

  剧中另一个讨人嫌的角色林九郎,原型是李林甫,其所居平康坊是当时长安的风流渊薮。50年代,考古学家还在此发现了七枚鎏金茶托。将家宅选在此处的名人不算太多,报的上名大概只有李靖、褚遂良、李穆、李林甫、崔泰之、韦坚等人。

  昭武九姓与胡汉交融的长安

  历史不仅由帝王将相的故事构成,市井生活的种种同样鲜活生动。

  东西两市各占南北两坊之地,平面形制均为南北略长、东西略短规则的长方形。“东市”主要服务于达官贵人等上层社会,而“西市”不仅是大众平民市场,更是包含大量西域、日本、韩国等国际客商在内的国际性大市场。“西市”占地1600多亩,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,有220多个行业,固定商铺4万多家,被誉为“金市”,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。据说,我们今天所说的“买东西”一词便源于那时。

  所谓:“帝都名利场,鸡鸣无安居。独有懒慢者,日高头未梳。窗前有竹玩,门处有酒酤。”就像剧中崔器所说,长安好吃、好喝、好生活,让人来了不想走。也正因为这样,不同郡望、不同身份、不同国籍的人们都愿意聚集在这大都会中。

  元稹写过这样一句诗:“女为胡妇学胡妆,伎进胡音务胡乐。”描摹的是长安的轻歌曼舞与胡汉交融。所谓的“胡”,指的是西方之人,他们可能是波斯人、大食人、天竺人、罗马人,也可能是西域的少数民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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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大批中亚移民来华定居、经商的胡人被称为昭武九姓。凡西域人入中国,以石、曹、米、史、何、康、安、穆为氏者,大多都是昭武九姓的后裔。随着入唐定居生活时间的推移,他们的汉化程度不断加深,与汉通婚的现象明显增多。在许多墓志铭里,我们都能看到胡人与汉妇结婚的现象。

  如卒于长庆元年的康志达,其妻为河南元氏,一女嫁陇西李承宪;卒于永淳二年的安元寿,其妻为下邳翟氏。历仕四朝的“神童宰相”李泌也说:“胡客留长安者久矣,或四十余年,皆有妻子,买田宅,举质取利,安居不欲归到。”可见到了唐朝中后期,更有大量定居长安的胡商娶汉族女子为妻为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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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五尊阎罗”张小敬曾说过这样一段对话,感人而又值得玩味:

  东市的阿罗约是个驯骆驼的好手,他的毕生梦想是在安邑坊置个产业,娶妻生子,彻底扎根在长安。长兴坊里住着一个姓薛的太常乐工,庐陵人,每到晴天无云的半夜,必去天津桥上吹笛子,只为用月光洗涤笛声,我替他遮过好几次犯夜禁的事还有一个住在崇仁坊的舞姬,叫李十二,雄心勃物想比肩当年公孙大娘。她练舞跳得脚跟磨烂,不得不用红绸裹住。哦,对了,孟兰盆节放河灯时,满河皆是烛光。如果你沿着龙首渠走,会看到一个瞎眼阿婆沿渠叫卖折好的纸船,说是为她孙女攒副铜簪,可我知道,她的孙女早就病死了。

  只可惜,小人物的故事往往少为史书所记载。我们今天也只能靠着历史书仅存的那点记述去想象他们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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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高门望族抛弃的都会

  只可惜,盛世之下危机四伏。张小敬们守护的长安最终仍遭兵祸屠戮。历史的车辙,有时候不是靠力挽狂澜就能扭转轨迹的。

  陈寅恪谓:“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,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,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,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,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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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唐以后,长安遭到多次战争重创。安史之乱结束不久,“吐蕃剽掠府库、市里、焚官舍、长安萧然一空”。吐蕃于十月攻陷长安,代宗逃往陕州。唐僖宗时期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。据《新唐书?黄巢传》记载:

  “自禄山陷长安,宫阙完雄,吐蕃所燔,唯衢弄庐舍;朱乱定百余年,治缮神丽如开元时。至巢败,方镇兵互入掳掠,火大内,惟含元殿独存,火所不及者,止西内、南内及光启宫而已。”

  天元年(904)正月,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四镇节度使朱温勾结宰相崔胤,劫持昭宗迁都洛阳,“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”并“毁长安宫室、百司、民间庐舍,取其材,浮渭沿河而下”。繁华的长安城遭到毁灭性打击。

  京城震动,众多官僚士人选择移居其他地域,如成都、扬州等地。《旧唐书?权德舆传》称:两京蹂于胡骑,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。”诸如赵君李氏、河东柳氏之类的名门,以及博陵崔氏、范阳卢氏、弘农杨氏等皆远离京华……

  凡此种种,不由让我想起檀琪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的一句话。很讽刺,但很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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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唐以后,北方由于战乱而引起社会不稳定,人口减耗、逃亡十分严重,而另一方面,江南没有大规模战乱,故而有不少北人南迁。文人士族、官眷因避难而迁移离开长安,也使得帝都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与人气。

  唐后期经济倚重江南也是长安衰落又一体现,安史之乱是经济地理分布明显变化的重要分野。由于唐长安的战乱破坏和尔后北方藩镇割据以及西线吐蕃等的压力,唐后期经济依赖南方,从而加快了南方农业经济的步伐,经济中心南移,江淮地区遂成为仅此于京畿的帝国核心区域。

  自唐开元年间直至五代宋初,全国各道州新置县计120个,其中北方各道州的只有20县,在南方的却达100县之多。不过安史之乱后日益骄纵的藩镇节度使,经常阻绝江南对长安的粮食与赋税供应。而隋唐两代三百余年间,关中地区的人口大量激增,黄土高原开发过度,森林植被面积急剧减少,水土流失严重,土壤肥力下降,导致环境污染,水旱灾害不断出现。

  唐代中后期,文献经常出现“关中饥馑”、“旱涝相继”、“饥荒严重,路有饿殍,人相食”的记载。从渭水到长安的漕运也不时中断,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供应已不能和从前同日而语。

  更关键的是,统治阶层内部围绕如何重组失序的王朝统治也并无一致的方向,政局动荡与权力斗争侵蚀着王朝的凝聚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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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长安,这座伟大的城市最终只得在历史的长河中黯淡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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